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
卫明
历史会因某一事件而发生重大转折，西安事变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例子。这次事件结束了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开始了挽救国家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作为西安事变发动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是“有功于国家民族”的千古功臣。
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杨虎城从一个劫富济贫的“刀客”，走上政治舞台而名垂史册，是与时势和他的信仰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极度动荡和分化，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潮汹涌澎湃。生长在八百里秦川一个农民家庭的杨虎城，由除暴安良而扬名乡里，受同盟会影响揭竿而起，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１９１７年，孙中山竖起护法大旗，就任大元帅职。杨虎城投入靖国军，矛头直指北洋军阀，并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料屡屡遭受挫折。杨虎城困惑不解，为什么三民主义这一救国良策总也实现不了？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也会失败？
通过民主人士杜斌丞的介绍，杨虎城认识了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经李大钊介绍入党的革命家魏野畴。这是杨虎城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接触，从中了解到了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逐渐解决了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信心。他几乎与孙中山等革命先驱一样，逐渐接受共产党人的主张，开始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境界迈进。杨与魏的这段交往，为此后长期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１９２４年，国共合作正式实现，蛰居陕西榆林的杨虎城，为这新的气息所感染，积极投入这一革命洪流。他整训部队，开办教导队，招收一批青年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知识，并作为部队骨干培养。学生中如张汉民、孔从周、刘威诚等人，后来担任了部队的师、旅、团长，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杨的革命活动中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他还吸收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任军官，如阎揆要、王太吉等人，延聘共产党员当“三民军官学校”教官，在部队内实行了国共合作。从这时起，直到西安事变前，杨虎城的部队始终存在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容纳了一批革命的进步分子，他们大都受到杨的信任和重用。国共合作，使杨虎城部队的政治素质得到提高，经受住了后来的艰苦卓绝的考验。
在“清党”中要求入党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大肆屠杀。形势逆转的政治旋涡，并没有使杨虎城迷失方向。他违抗命令，使部队在国民党大肆“清党”中反而出现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新高潮，他还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杨虎城真诚合作的态度和对革命者的保护，使许多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下来到他的部队。国民军联军东路军政治部部长南汉宸、《革命军人朝报》总编辑蒋昕松等著名共产党人先后来到了杨部。
为进一步加强与共产党的合作，他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要职，蒋昕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部政治处处长、寇子严为第一师参谋长、曹力如为第二师政治处处长等。为改造部队，杨虎城筹办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以南汉宸为校长、魏野畴兼政治指导员。杨在国内外资助上学的一批进步青年学生中，其中多数也是共产党员，如王炳南、江隆基、原政庭、蒲子政、郭则沉、亢心栽等。这些都表明了杨虎城在白色恐怖下跟共产党合作的决心。
在与共产党人的密切交往与合作中，杨虎城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国民党全面走向反动之后，他已对国民党失去信心，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继续进行。于是，他向部队中的共产党组织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希望能作第二个贺龙”。据南汉宸回忆，杨虎城还曾几度向他提出将第十军逐渐改编为工农红军，用共产党员彻底改造刷新部队。
当时，中共特委的几位负责人对杨虎城思想的这一飞跃十分兴奋，当即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魏野畴表示愿作杨的入党介绍人，并写信给上海的党中央说：“杨虎城是一位革命将军，他有坚强的革命决心，他表示愿与我党合作到底。”南汉宸则表示，他可以负责向河南省委写报告。但是，当时的中共在纠正党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同时，“左”的指导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杨虎城的入党请求没有得到上级组织的批准，使他的这一愿望成为历史的遗憾。
坚持与中共友好合作
尽管如此，杨虎城始终如一地与共产党交朋友。在他看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可靠的合作对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唯一政治力量。这种思想认识既是杨虎城其后与蒋介石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思想依据，也是他与共产党友好合作的政治基础。
早在１９３１年，杨虎城对陕北红军的重要负责人就采取了保护的态度。刘志丹被杨部骑兵旅苏雨生逮捕。南汉宸在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杨请示。在杨的同意下，南把刘志丹接到西安后秘密释放。当谢子长到西安时，杨还通过杜斌丞为其提供过枪支弹药。
１９３３年，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迫近驻汉中的杨部孙蔚如防区。蒋介石命令川军由南向北，杨的十七路军由北向南夹攻，东西两路又有国民党的军队，企图造成四面围攻之势。杨明白和红军打起来，双方都会受损，不论损失哪一方面都是蒋所喜愿的。因而最好是互相取得默契，根本不打。于是，杨通过十七路军中的地下党员沟通了与红军的联系，签订了互不侵犯和共同反蒋的口头协定。
在蒋介石威胁下不能不打时，杨作出打的姿态来应付，作假战报。１９３５年，红四方面军当时的负责人张国焘下令发动陕南战役，向十七路军部队进攻，停战协定遭到破坏，部队的存在与安全发生危险，才不得不保存实力，合作局面陷于破裂。
到１９３５年，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华北沦入敌手，同时却将全力集中于“剿共”与剪灭异己。这一倒行逆施，引起杨虎城的极大愤慨，使他与蒋的矛盾更加尖锐。因而他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坚持宣传抗日，并仍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一定的联系，暗中支持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群众抗日爱国运动。当时，中共为进一步开展救亡运动，决定在西安建一个西餐饭店，作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由于缺乏资金，便通过《西北文化报》总编辑、共产党员宋绮云请求杨虎城的帮助，杨设法弄到数千元款项作为开办费。当杨获悉党组织准备在西安筹建救亡组织时，又暗中资助了数千元，表示默许和支持。
联共抗日发展关系
这年８月１日，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各党各派、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使杨虎城十分兴奋，他完全同意共产党对形势的分析和救国的主张，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进行接触和谈判，商讨合作办法。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就开始了建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为了争取杨虎城合作抗日，毛泽东写了致杨的亲笔信。杨虎城以往虽和共产党有过某种合作，但都限于局部地区的组织或个别事项，如今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对他这样重视，使他精神非常振奋。
毛泽东在信中说：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锤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中共代表同时还向杨提出四点要求：一、在西安设立招待所，护送来往西安的红军干部；二、开辟交通线建立联系；三、经常向红军提供军事情报；四、向红军输送物资。这些都得到了杨的同意，双方还解除了以往的误会。从此，杨和中共的合作，进入了与中共中央直接发生关系的新阶段，全面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共同反蒋、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并在互不侵犯、建立关系、交换情报、设立交通站、进行抗日准备等基础上，形成了合作的局面。这一期间，张学良也和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造成了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反对内战、共同抗日，已成为三方一致的方针。
依靠共产党实现历史转折
１９３６年冬，日军进犯绥远，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蒋介石却将重兵调往西北“剿共”。一时，通往长安的古道上，兵车相接。蒋亲自坐镇西安，威逼张、杨与红军作战。此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急剧激化，并在西北交织成无可回避的焦点。中国向何处去的抉择，取决于西北事态的演进。
首先面临这一历史抉择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置个人的毁誉、集团的安危于度外，他们采取了无可选择的选择——兵谏，毅然决然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自１９３０年杨虎城主持陕西军政以来，西安比国民党统治的其它部分要开明得多。那里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有不少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与开明士绅；那里有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的自由，对进步书报也不加禁止。ＣＣ特务头子宋志先曾经说过：“江西是共产党集中的所在，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红白分明，工作比较好办。西安这鬼地方是红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这些情况说明，西安已经具备了发生革命事变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９日，西安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的轰轰烈烈的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爱国请愿运动，对张、杨最终发动西安事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它是在共产党《八一宣言》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感召下发动起来的。当时张、杨已和中国共产党有了密切合作的关系，只是还不便提出联合共产党。事变发生后，政治风云的变幻，超出了张、杨举义前的预想。他们一本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初衷，坚持了反对内战的立场。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中，张、杨急切地盼望得到三位一体的另一位挚友——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
中共中央收到１２月１２日张、杨发出的急电后，立即致电张、杨，明确表示：抗日救亡举国同情，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支持两将军领导的革命事业。并提出，周恩来准备前往西安共商大计，请张学良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请杨虎城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１５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的结果，敦促南京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国共两党终于泯灭了十年恩怨，携手一致抗日。从此，中国走上了停止内战，进行全民族抗战的道路。
西安事变是杨虎城一生中参与并领导的最为壮丽的事业，是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是他与蒋介石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多年挚友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从此，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名垂青史。